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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监狱口述历史探微
作者:徐家俊                       点击数:                           [2012-08-05]     





口述历史是相对于传统用文字记载的文献历史而言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录像的方式,搜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口述凭证。这些通过亲见、亲闻、亲历所形成的口述资料,可以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中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或补充文字记载的不足。当前,口述历史已成为史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
 口述历史概述及其特点
口述历史源远流长,早在3000多年前,周朝就设有史官“左史记行,右史记言”,记载君王的日常言行举止。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有不少口述资料,如《诗经》、《楚辞》、《论语》等,孔子编《春秋》,就是运用口头传说追述了唐尧虞舜的历史。司马迁撰《史记》,曾出访各地,请年长者口述其闻,从而使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清代学者顾炎武写《日知录》,采撷了许多民间传闻。在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中也有口述历史的实践,如藏族的《格萨尔王》、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西方世界利用口头传说编撰而成的《荷马史诗》、《马可波罗游记》都是口述历史的光辉篇章。美国有名作家阿历克斯·哈根充分利用口述历史材料,记述了一个美国黑人从非洲被贩卖到美国,尔后繁衍生息的故事,写出了有名小说《根》。它不仅获得1977年美国国家图书历史类特等奖,畅销世界,而且在西方掀起一股寻“根”热。
尽管中外口述历史实践活动非常丰富,但是真正把口述历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来研究,奠基人是美国原新闻工作者、后来转行成为历史学家的艾伦·芮文斯。1938年,芮文斯采用当时刚发明的录音、录像设备,采访了不少重要人士,获得这些人所亲身经历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事件的多方面 记录,他还通过笔录方式,搜集了美国普通民众大量的口述回忆资料,并以此为基础,于194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世界上先位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此后,口述历史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起来。1968年美国成立口述历史学会,加拿大、英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都非常重视口述历史工作,南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地也都有口述历史的组织和活动,口述历史的兴起、发展和影响遍及全世界。美籍华人唐德刚采写出版的《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胡适之口述史》、《张学良口述史》等,都是很有影响的口述历史著作。
口述历史,中国古已有之,新中国成立后又得到延续和发展。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学术界就采用社会调查和口述历史的方法搜集了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珍贵资料。60年代初,全社会兴起写新“四史”(家史、厂史、社史和村史)活动,广泛搜集来自基层的口述资料。影响zui大的当属50~60年代出版的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和全国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前者是革命前辈、老红军、老战士的革命回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口述历史,后者是在周恩来zongli倡导下,组织和发动政协委员和历史见证人将自己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经历口述或撰写成文。60年代初,在公安部的领导下,各地监狱系统也组织部分在押犯人参与这项工作,提篮桥监狱曾集中50名左右在押的原伪满、汪伪、国民政府中省、部级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撰写历史资料,监狱还调配了一些文化较高的犯人协助整理,帮助誉抄,zui后向公安部报送了100多份材料,其中有的已被刊用,有的留作史料查考。
改革开放以来,口述历史更受到史学界、出版界,及各类研究机构的关注,不少口述历史纷纷出版成书,如《吴德口述》、《师哲口述》、《舒芜口述自传》、《文强口述自传》、《黄药眠口述自传》、《中国知青口述史》等。2003年9月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还连续出版了多辑《口述历史丛刊》,每辑20万字左右。各大众媒体也先后推出以口述历史为特色的栏目,如zhongyang电视台的“讲述”、“大家”,香港凤凰电视台的“口述历史”、“鲁豫有约”,这些节目真实、感人,贴近生活,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2004年12月,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江苏省社科院和扬州大学等单位组织了首届中华口述史级别高 论坛暨学科建设,成立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这是我国口述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口述历史与传统的文献历史相比,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史学门类的广泛化。文献历史一般习用书面材料,如文献档案、方志家谱、报刊杂志、日记杂考等,长期看重通史和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宫廷史等专门史、专题史,而口述历史涉及的内容比文献历史广泛,她通贯自然、社会、人文三大领域,可反映社会的各个层面;既有上层社会,也有底层社会,并涉及到人文掌故和逸闻遗事。平时被人遗忘的角落也可以映衬出时代的特征和地域的特点。历史是史实的载体,它可以“大”中见“小”,也可以“小”中见“大”;历史有其横断面,也有其纵切口。通过口述历史,拓宽了史学的研究领域,使之更贴近社会、贴近生活,使之内容更齐全、更广泛。口述历史获得的资料大多难以在官宣文献中寻获的珍贵资料。
2.人事记载的平民化。传统的文献历史往往关注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和社会精英,而处于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却较少记载。煌煌《二十四史》中的普通民众实在是凤毛麟角,所以口述历史可以直接弥补文献历史的这一偏向,它不仅注目惊天变革、社会显要,而且也关心市井街巷、寻常百姓,更显示其“草根文化”。她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研究方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他们生活于某一历史阶段,某一层面,或经历过某一历史活动的片断,有些人由于地位较低,没有社会知名度,或文化水平偏低无法使之成文。如果没有口述历史,有些重要历史关节,只能湮没丧失。通过口述历史,就能够如实记录他们的访谈,使广大群众直接或间接参与口述历史的撰述,极大地扩充了历史信息的来源,从已经出版的口述历史成果看,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zui后的记忆――16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男人之隐――40岁男人生存现状访谈实录》等。
3.史事记载的细节化。传统史学主要利用的各种史料,无论是关于历史人物还是关于历史事件,往往是上层多,下层少;官宣多,民众少;强者多,弱者少;胜者多,败者少;显者多,隐者少;表面多,背后少;粗放多,细微少。有时候还存在“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现象。因此在传统史料中留存的仅是事物(事件)的一部分,很难窥见全部。通过口述历史的办法去采访当年的亲历、亲见、亲闻者,可以让人多方面 地、立体地了解历史的全貌,可以留下更真实、更具体、更生动的历史场景。口述历史的内容大都是亲身经历、耳闻目睹,可以保持其完整性、真实性、-性和鲜活性。
4.史料载体的多样化。口述历史的表达方式丰富多彩,有的以人物为中心、有的以主题为中心、有的以历史事件为中心,也有的进行综合性地叙述,并配上多幅照片,图文并茂,现场感很强。从叙述手段和文体来看,有问答式(文稿整理者的提问,口述人的回答);有对话式(整理者与口述人通过聊天,对话的形式);也有自述式(即口述人的多次讲述,经整理后溶为一体)。从篇幅上看,短则几千字,长则几万字,甚至几十万字;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完全取决于口述的内容。
5.文字表述的口语化。口述历史由于以历史当事人、见证人在口述情况下所形成的文字资料。阅读这些资料仿佛在同一位历史老人对话,又如在聆听一位长者、前辈的讲话,娓娓道来,倍感亲切;不象一般的历史教科书那样严肃。一定的意义上来看,如果说文献历史属于“阳春白雪”,那么口述历史则是“下里巴人”,口述历史更利于广大群众所接受。
当然,口述历史相对文献历史而言,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其可信度没有文献历史那样高。口述历史也受到口述人的文化程度,认知水平和记忆能力的局限,对某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回忆和讲述会发生一些误差,也可能把地名、人名、书名,以及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经过记错,或张冠李戴。有些人也会扩大或缩小某些历史事件、历史活动的影响和作用。有时也会受到口述人当时身份、处境的局限,对有些问题的来龙去脉不一定非常清楚,只知道其中的一个片断、一个局部。有时也会受到文稿整理者的思想水平和经验丰富水平限制,而影响到文稿的整体质量。这需要组织人和文稿整理者认真选定口述人,文稿整理者谈访前要认真作好准备,谈访后要认真核对相关资料,尤其对谈访内容、谈访细节做好与文献历史的查核工作。这一系列过程涉及到口述人与文稿整理者的和谐合作。不少成功的口述历史,其文稿整理者、撰稿人往往是某一方面的专门研究人员或史学家。
 
做好新中国监狱口述历史工作的重要意义。
1.做好新中国监狱口述历史,是不断积累新中国监狱史的需要。新中国监狱工作是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直接领导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半个世纪以来,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新中国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但是,新中国的监狱史又艰辛曲折。从体制上看,50多年来监狱工作先后隶属于法院、公安和司法行政部门管理;从管理模式看,zui初由县、专区、省(区、市),大行政区、zhongyang五级办监狱(劳改),目前为省(区、市)和zhongyang两级办监狱(个别为:地市、省、zhongyang三级办监狱)。文革期间,全国许多监狱单位被撤销,划归地方,不仅对工作造成很大影响,同时也对监狱档案资料造成极大损失,有的监狱局多年档案被全部焚毁、或部分销毁。50多年来,各地监狱(劳改队、少管所)也经历了多次调整、整合(或撤销、或合并、或恢复、或新建),不少资料遭缺失。就是档案工作搞得比较好的单位,1949~2007年间,各年份文书档案的数量也悬殊很大,解放初期和文革期间的就比较少,改革开放以后的比较多。做好新中国监狱口述历史,是对解放以来监狱历史的填补和充实,使新中国监狱历史资料更加完整。由于50多年来行政隶属关系的变化,目前许多监狱资料,分属于法院,公安和司法行政系统,再加上保密的原因和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相当一部分监狱档案仍不对外开放,一般人员,甚至经验丰富研究人员,也很难多方面 、系统地查阅监狱档案。所以,这既说明了我们大力做好新中国监狱的口述历史,积累监狱资料的重要性,又说明了监狱人员和经验丰富研究人员查阅、研究新中国监狱档案的迫切愿望。
2.做好新中国监狱口述历史,是及时抢救新中国监狱史料的需要。人的生命是有一定年限的,生老病死这是客观规律。现在时间的年轮已进入2008年,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已有58个年头。当年的小伙子,如今已是耄耋老人。一部分新中国监狱的创建者已经离去,但是我们应趁另一部分熟悉监狱情况的老同志还健在,思维还清晰,要尽快做好访谈和口述工作,尽快把他们所知道的情况,如监狱史上的重大活动,重要会议的召开,重要文件的制定和修改,重要铁路、公路和重要水利工程的建设,监狱(劳改队)的创建、撤并和迁建,各个时期监狱工作的成功经验、挫折教训、典型个案记录下来,形成规范的口述历史,为新中国监狱史及各地区监狱史上留下一笔宝贵的资源。如果不抓紧、不落实、不抢救,将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2001年8月,因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史》,搜集资料的需要,在中国监狱学会的组织下,我曾去北京多次找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的原公安部政治部副主任董玉峰谈访,董老详细又生动地向我介绍了许多新中国监狱史上的史实。如1950年他奉命赴中苏边境满洲里接收900多名日本战犯的经过,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日本战犯的情况以及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对秦城监狱所作废除法西斯式审查方式的批示。这些情况整理打印后,又请董老修改订正。2004年董老因病去世。又如,2001年9月,我在北京又找了原司法部劳改局副局长王喜文谈访,王老又给我讲了新中国监狱史上一些感人实例,可惜20 06 年12月王老又因病去世。所以对老同志的访谈一定要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看准时机尽快工作,一旦时过境迁将无法弥补。
3.做好新中国监狱口述历史工作,是补充和细化新中国监狱文献资料的需要。新中国监狱的文献资料,主要是由各类请示、批示、批复、函件、报表、简报、领导讲话、会议纪要、照片、图纸组成。根据不同文体,不同年代的要求,内容详细的,简单的都存在;有的省略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工作细节,也有的在特定的年代里(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十年文革时期),故意回避或隐匿了一些史实。特别是解放初期,百业待兴,监狱设施简陋,办公条件较差,干警文化偏低,档案管理相对粗放。有时候档案的使用者、研究者光凭文献资料很难多方面 客观地了解新中国监狱系统有关事物(事件)的全貌。所以,通过口述历史就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使口述资料和文献资料两者互为补充,互为印证,达到扬长补短、相得益彰的效果,起到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4.做好新中国监狱口述历史工作,是编撰监狱史志的需要。目前,在***地方志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新一轮修志工作已在全国展开,不少省、区、市的监狱系统正在组织力量单独编写《监狱志》或参与编写《司法志》。在资料搜集整理过程中,应该借鉴口述历史的方法,做好历史事件的当事人、知情者或目击者的访谈工作,保留即将逝去的历史,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并有选择地记入志书,增强和提高志书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可读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很重视口述史在地方志编修中的运用,他在2004年12月,首届中华口述史级别高 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上说:“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以及地方志当代部分的编写,是zui适宜运用口述史方法的领域。同时,也是口述史可以大显身手的zui佳时段。” “历史领域或地方志编修中的当代部分,特别需要口述史。”
在监狱系统倍受关注的重要科研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史》的编撰历经多年,数易其稿,即将出版。我们尽管作了很大努力,但是仍感到书中某些史实还掌握不够。如《劳改工作条例》于1950年春开始起草,zui初由zhongyang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明(陈绍禹)负责,同年10月王明去苏联治病,后在政务院副zongli、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领导下,由法学家李光灿主持,先后写了34稿,经过4次重要会议,于1954年9月由政务院公布施行。4年半来,《劳改条例》多次征求意见,进行了大量修改。这反映了立法观念的不断完善和深入。1~34稿,每个稿本为什么要修改、怎么修改,改动了什么、补正了什么,各地反馈了什么意见和建议。这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把他写入《监狱史》内,肯定十分精彩,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目前只看到《劳动条例》起草人之一、已故法学家李光灿20年前写的一份回忆材料和***正式颁布的法条及其罗瑞卿的报告,就没有查到《劳改条例》的第1-34稿原件和抄件。由于当事人已去世,又没有留下回忆材料和口述史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与此相反,1994年10月颁布的《监狱法》的立法过程,包括法律的名称(zui初提出有20多种),法条的结构、词语的推敲及每个版本的修改等,档案资料就十分完整。同时,我还听到了《监狱法》起草小组负责人讲述的立法过程,***讨论时的现场细节,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此,如果有一大批丰富的新中国监狱口述历史,完全可以在现有基础上,把此著作写得更加丰富多彩。
5.做好新中国监狱口述历史工作,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加强监狱干警队伍建设的需要。监狱干警是人民警察的一个警种,是国家的公务员;肩负着教育改造犯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重任。加强监狱干警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历来是监狱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永恒主题,近几年来所开展的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岗位练兵等活动都是这一主题的深化。众所周知,新中国的监狱工作基本上是伴随着共和国的脚步而诞生,建国初期除接收少量国民党的旧监狱外,为了不与民争利,让犯人远离城镇,开发边远地区经济,支援国家建设,许多监狱场所都办在穷乡僻壤、深山老林。许多单位、许多老同志都经历过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创业之路,这些都是监狱口述历史的重要内容,都是对广大干警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开展反腐败教育及监狱业务教育的好教材。当前随着监狱新干警的不断补充,特别是监狱布局的调整,全国部分监狱面临四个转移,即地处偏远的单位向大中城市、交通沿线转移,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单位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监狱民警职工的生活设施、子女就业等需求由监狱自身负担向社会转移,犯人的监外、野外劳动向监内生产劳动转移。监狱的办公条件、生活条件获得改善,但是监狱工作又面临着新情况。监狱处于社会治安的风口浪尖,在押犯人中涉黑犯、抢劫犯、暴力犯增多,外省籍犯人和两次以上改造的人员增多;犯人十分看重自身的合法权益,在新形势下表现了有别于以往的新特点。为了教育广大干警传承前辈的优良传统,做好监管改造工作,凝练了老一辈监狱干警心血的监狱口述历史就是一部生动具体的教材。用身边的人、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这是党和各级组织的优良传统。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使受众者经常有新鲜感,必要时也可以打破地域界域,把监狱口述历史在省、区、市间交叉使用。
6.做好新中国监狱口述历史工作,是深化监狱理论研究和繁荣大墙文学的需要。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犯罪与社会治安形势有很大的联系,其犯罪主体、犯罪性质也在不断变化。监狱在押犯人的构成、案由、年龄、结构也反映了社会各个时段的形势特点;在一定条件下,监狱也是社会治安情况的“晴雨表”。监狱干警通过监狱口述历史,可以了解许多鲜活生动的实例、掌握各类正反两面的典型、可以充实研究人员的头脑。有助于理论研究工作启发思路、提炼观点,探索规律,综合相关调查、报表、数据、个案、典型案例,进行研究,分析综合,形成理论研究成果。同样,文学的各种艺术形象都是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中,高于生活、源于生活,这是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新中国50多年的监狱工作,正是文艺工作人员走笔纵横的广阔天地,生动的监狱口述历史及其口述史料无疑为“大墙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不少作家、艺术家通过监狱口述历史资料,引发了思想的火花、驰聘于艺术的疆场,写出了不少优秀作品。
 
认真做好新中国监狱口述历史工作
口述历史是一门操作性很强的学科,新中国监狱的口述历史工作更是一项实践性、政策性很强的具体工作。尽管我们多年来一直进行过这项工作,但从现代口述历史研究的要求看,我们的观念比较陈旧、操作不够规范,大都没有同步的录音、录像,对资料的保存比较粗放,与史学界、方志界、教育界等部门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为此,当前必须竭尽全力,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
1.统一认识,做好思想和发动工作。中国历来有崇尚历史,崇尚文化的优良传统。不久前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又进一步阐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要在当前各地正在组织开展新一轮地方志编纂工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史》即将出版的情况下,建议由司法部,中国监狱学会向各地监狱学会及其分支机构、相关的院校、研究机构发文。各省、区、市监狱局、监狱学会组织,落实各单位的熟悉监狱情况的老干部、老同志及有关人员的人选,抢救珍贵的新中国的监狱口述历史。相关单位还要在人员、财务经费、器材配备等方面给以应有的保障,必要时还可以组织部分从事口述历史的人员进行经验丰富培训。口述历史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一个人讲,一个人记录;成文后,再让口述人审核、修改一下就完成了。其中涉及到口述人的选择,讲述主题的确定,口述人与整理者双方的思想和认识的沟通,相关材料的补充。对口述历史很有研究的美籍华人、史学家唐德刚曾经说过:“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的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唐德刚:《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可见口述历史工作真正搞起来并不容易,口述历史要与文献历史要相互补充和互证。
2.认清监狱口述历史的特点,掌握操作规范。口述历史与回忆录、访问记和纪实文学,虽有一定联系,但属不同的概念。口述口述与回忆录不同,前者是由口述者口述,经他人整理的材料,系两个人(多人)共同合作的成果;后者是由个人书写的材料。口述历史与访问记,同样有区别,前者用先位人称写,以事实说话;后者用第三人称写,文章中可以议论、抒情,还可以描写。口述历史与纪实文学也区别,前者必须忠于事实,还原历史,语言朴实;后者可在事实的基础上作一定的合理想象,可以描写、抒情、议论,调动各种文学手段,渲染场景气氛,刻画心理变化。
口述历史的工作,选准口述人非常重要。哪些人经历广,哪些人“三亲“材料丰富,或者特别了解哪一方面的情况,在一定的意义上说,选准口述人,口述历史也就成功了一半。口述人尽可能三亲全国性、全局性的监狱史上的重大活动,如参加了全国某次劳改工作会议,参加了某项法律文件的起草,参加了某次有影响的活动,经办了某件有影响的监狱大案;当然基层单位中也可以挖掘出大题材。由于每个人的身份不同,叙述的角度也不一样,同一件事件,可以写出不同的口述史料。口述整理成文时,文稿整理人还要查各种文献材料,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订正,或者帮助口述人再次回忆一些具体细节、历史问题,zui后形成的书面材料是口述人和整理人双方密切合作的成果。为了保持监狱口述历史的真实性,整理者有时候也可以用加注释的方式进行考证说明。
3.利用相关媒体开辟“专栏”,发表和交流各类新中国监狱口述历史及历史回忆录。这些工作近年来不少省(区、市)监狱系统都在进行,如广东监狱局主办的《南粤监狱》,从2007年起每期就利用一定的幅刊发工作回忆录或口述访问记。吉林省监狱局在庆祝监狱局成立50周年活动时,编印了50多万字的监狱干警回忆录《难忘的岁月》,2006年8月由长春出版社出版。有的基层还采取录言、录像等方式记录历史,留住资料。但是从总体上,这项工作还做得不够,还应该加强工作力度,扩大其刊用范围,在全国监狱系统形成良好的氛围,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对部分新中国监狱口述历史资料结集出版,中国监狱学会及下属的经验丰富委员会也可以牵头召开相关的工作研讨和业务交流,开展一些必要的活动,借鉴党史学界、方志界及其他经验丰富部分门的好做法,积极做好这项既传统又新潮的工作。
4.在建立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新中国监狱资料中心和口述历史资料库。为了做好新中国监狱口述历史的各项工作,我们一方面注意口述谈访资料的整合与共享,避免重复劳动,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口述历史资料的保管和开发问题。建议在中国监狱学会或zhongyang司法警官学院监狱信息中心建立1~2个新中国监狱口述历史资料库,定期向各地及有关单位发布zui新研究成果,积极为科研和教育工作服务。同时,各地监狱系统也要注意信息交换工作,互通有无,以便达到效益的zui大化。
50多年来,全国监狱主管部门和各地监狱系统通过各种形式积累丰富的的监狱史料,如公安部十一局编纂的《劳改工作文件汇编》(7册),司法部监狱局编纂的《当代中国概览》(统计资料卷和地方监狱卷,2000年1月法律出版社出版),中国监狱学会组织编写、即将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史》,部分省、区、市监狱局出版或编印的《监狱志》、《劳改志》和《监狱年鉴》,还有不少单位编印的《监狱志》、《监狱史》、《农场志》、《干警回忆录》等;个别干警还以个人名义出版了监狱工作回忆录(如福建监狱局的《洪定林劳改工作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15万字)。上述各类资料的形成是十分可贵的,极大丰富了中国监狱的文化宝库。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上述资料印数较少,一般都在500册或1000~2000册左右,zui少的仅100册,极个别的甚至只有10册,而且大多是内部交流,公开出版的比较少,这显然不能适应监狱科研工作,不能适应编史修志和修志用志的需要。
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各地各级公共图书馆有关监狱经验丰富的藏书,无论品种和数量都偏少,这不利于监狱科研工作的普及和提高。我们的监狱科研部门应该拓宽渠道、加强社会宣传,加强监狱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狱理论的学术交流;还可以采取赠阅、主动征订,馆际交流,甚至境内外交流等多种形式,扩展影响。据国内-性的工具书《中国法律年鉴》和《中国图书分类法》的编排体例,“监狱学”仍处于“刑法学”或“中国司法制度”的下属门类;我们应该看到在学科建设上,“监狱学”的理论体系仍不够完备,基础理论研究仍显薄弱,“监狱史学”的研究领域还有较大空间,有关监狱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挖掘和深化。
今天的工作就是明天的历史。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统一的连续体,三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正如李大钊所说:“无*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新青年》第4卷,第4期,1918年4月)。历史是稳定凝结了的现实,现实是流动变化着的历史。口述历史给史学研究,特别对现代史、当代史的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同样给新中国的监狱史的研究和编撰带来了新的生机。时不可失,机不再来,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积极地做好新中国监狱口述历史工作,为当代、为后代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资源。
 
 
 
      作者简介:徐家俊,中国监狱工作协会监狱史学经验丰富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政法大学监狱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兼副主任、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史志办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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